教會歷史中的女性事奉 ——近代教會的尋索

文/ 邱清萍

宣教紀元帶給姊妹前所未有的事奉機會，宣教士中三份之二是女性，她們在宣教工場上自然比較關注婦女的問題，無論在教育、破除壓迫婦女的陋習、建立家庭生活各方面都有很大的貢獻。

在教會生活方面，開荒女宣教士的事奉模式成為當地婦女倣效的榜樣，因此姊妹都有極廣闊的事奉範圍。但當教會建立組織架構 ，差會把西方的權力制度帶進工場，姊妹的事奉範圍立刻縮小。更嚴重的問題是:教會一般陰盛陽衰，肯事奉及有領導能力的弟兄不多，而姊妹又不能擔任領導，結果宣教士遲遲不能把領導的責任交出來給當地人，而教會就更難自立、自傳、自養。

至於在歐美，宗派的教會依然對姊妹的事奉有許多限制，只有一些獨立的教會彈性較大。廿世紀初，「聖潔運動」產生一些強而有力的婦女聲音，他們都很強調「恩賜與事奉」的關係，而不太重視角色、地位與權力問題。他們根據使徒行傳第二章十七節所說，神要將祂的靈澆灌在眾人身上，不分男女都按神所賜的恩賜起來服事。

聖潔運動

十九世紀由龐菲比(Phoebe Palmer)等人帶起的聖潔運動，在循道宗及其他主流宗派裡遭遇強力的反對，於是有些人另起爐灶，建立新的、獨立的教會和宗派。聖潔運動直到廿世紀初仍是生氣蓬勃。這些教會一般很鼓勵姊妹事奉，例如天路客聖潔教會的負責人賴塞特(Seth Rees)曾說：「凡認識聖靈的人都不會反對姊妹講道，我們認識一些講道很清楚有力，比弟兄更出色的姊妹。姊妹阿！讓聖靈充滿妳、呼召妳、和膏抹妳，使妳可以去傳我們主基督耶穌榮耀的福音」(Rees,41)。賴師母曉蒂(Hulda)十六歲即開始講道，後來還與丈夫一同牧會和到處佈道。

廿世紀初聖潔運動中最大的是拿撒勒教會(Church of the Nazarene)，該會是十九世紀一些小教會脫離循理會而組合的，在會章中特別提到婦女可以講道。創始人貝芬尼(Phineas Bresee)曾按立一位女牧師，對姊妹的事奉非常接納，該會第一所聖經學院的創辦人和教師團中就有不少姊妹(Smith,113)。

救世軍是該運動中最有影響力的教會。創始人卜威廉夫婦的四位女兒都擔任要職，尤其伊蘊珍妮(Evangeline Booth)曾在加拿大任救世軍上校八年，美國上校卅年，然後在卅年代接下了將軍的職責，共五年。她是一個很篤定有智慧的領袖，寫她傳記的作者說她講道充滿能力，直講數小時，講者與聽者都不疲倦，而決志信主的人很少少過一百人。在任其間，她在世界各地設立工作中心，有一次在印度講道，有二萬人出席(T&L,373)。

五旬節運動

由於這運動極強調聖靈的恩賜，姊妹只要有神的呼召和明顯的恩賜，基本上事奉的機會和弟兄沒有甚麼分別。其中一位郭克弗(Florence Crawford)創辦了「使徒信心教會」(Apostolic Faith Church)。艾瑪利亞(Maria Woodward-Etter)是當時極孚眾望的奮興家，不但領聚會，也創立教會，為人施浸、醫病，劍橋七傑之一史密斯(Stanley Smith)認為她事工的果效在教會歷史中無出其左右者，而她所寫的《聖靈行傳》對他來說其重要性僅次於聖經(T&L,364)。

另一位「風雲人物」但極具爭議性的是麥愛美(Aimee McPherson), 她的講道恩賜與醫病聚會吸引了許多觀眾，也有許多人信主，後來還創辦了四方福音教會(Foursquare Gospel Church)，很可惜她的私生活不能榮耀主。她結過三次婚，離婚兩次，還有一次婚外情事件，因她而信主的人是否能抵銷因她而跌倒的人，只有主可以判斷(T&L,365-8)。

無論是聖潔運動或五旬節運動，工作一上軌道和組織化，姊妹的事奉就要受牽制，正如社會學家韋伯(Max Weber)所說，在差不多所有宗教運動中，姊妹的領導角色隨著運動的穩定化而收縮，在運動初期姊妹有領導恩賜是屬靈的象徵，盡加使用，組織一旦規律化，便成為可恥的，應當把恩賜收藏起來，或索性否認它們的存在(Weber,104)。

主流教會

一九二七年，美國基督教聯會指派特別小組調查「婦女在教會的地位」，在廿二個受調查的宗派中，只有七個認為女人與男人完全等量齊觀。在那些認為男女平等的宗派中，婦女擔任領導的也是鳳毛鱗角。但該小組卻作了一個很有趣的觀察:「大家似乎都有一種不成文的共識，就是婦女的人數在出席聚會、教主日學、宣教事奉與興趣、屬靈能力與忠誠、個人關懷、探訪與參予慈善事業、團隊與責任感方面都佔了極大的比例。其他如插花、膳食、托兒等工作更是非她們莫屬」(Verdesi,100)。婦女既有這麼重要的貢獻，很諷刺的是有些事奉的門貼上「姊妹止步」的牌子，有需要的時候，可以把牌子取下來，不需要的時候卻又立即掛上。

早期的主流教會在信仰上傾向新派，對婦女的事奉卻比福音派更保守，但到了六、七十年代，一些聖公會、長老會、路德會、循道會都紛紛摒棄以性別分配事奉的論調，但他們的依據不是從聖經而來，而是以公平、婦解作為立足點，他們當中一些婦解人士甚至認為聖經，特別保羅的作品引致婦女被岐視，而新、舊約聖經必須先去除父系中心的思想才適合應用在現代的社會(Tucker,Maze,189)。

福音派教會

黑珍妮(Janette Hassey)在她的研究中發現在世紀交接期間，投入公眾事奉的姊妹有顯著的增加。一八八零年，美國專職牧師的姊妹只有165位(包括受按立及沒有被按立在教會做牧養工作者)，佔全體牧職人員0.3%，但到了一九二零年，卻增加到1,787位，佔總數的1.4%。若包括機構、社工甚至一般宗教組織的女性人數，一九一零年是55.7%，一九二零年是65.6% (Hassey,9)。

黑珍妮分析婦女事奉增長的原因有三:第一是聖經學院的崛興與其對婦女的培育；第二是婦女在社會改革的重要角色影響其在教會的角色；第三是一些德高望重的領袖支持婦女的公開事奉(123-143)。

聖經學院

聖經學院(Bible institutes)源於英國與歐洲，到了美國才生根結果。十九世紀末葉的復興運動與宣教運動，莫不透過聖經學院而發揚光大，尤其對平信徒的訓練，補充一般神學的不足。對許多姊妹來說，這是她們唯一可以接受神學教育的機會。當時肯收姊妹的神學院，也有許多限制。例如肯達基的美南浸信會神學院規定女學生不能獲得學位，也不淮在班上參予討論或發問。而克福(Hartford)神學院規定女生畢業了也不能接受全職事奉。而較開放的芝大(University of Chicago)神學院則鼓勵女生到海外及一些異邦蠻夷之族中工作，而不要在本地教會事奉。他們認為姊妹只配做較次要的工作，及在較低級人種中工作(Hassey,31-45)。

但聖經學院則大開中門，只要有神的呼召，只要有聖靈的恩賜，無論男女都可以按恩賜事奉。紐約的宣道會奈也(Nyack)聖經學院，芝加哥的慕迪(Moody)聖經學院，波士頓的哥敦(Gordon)聖經學院是當時培育女性傳道人的佼佼者。

慕迪聖經學院是一超宗派，著重傳福音和海外宣教的學校，於一八八九年正式成立，百多年來訓練了成千上萬主的工人。在它最初的四十年歷史中，鼓勵和培育了許多姊妹教師、牧師和宣教士。事實上該校的成立，載愛瑪(Emma Dryer)姊妹功不可沒。她本來是一所大學校長，後來被慕迪徵召幫忙教會工作，特別負責設計一套城市傳福音的計劃，集查經、探訪與教導在一起，該事工很蒙神祝福，義工愈來愈多，以致載氏要購置一個會所專門訓練城市工作者。訓練課程由一個月漸變為三個月。十六年之久，她慫恿慕迪辦一所正式的聖經學校，一八八七年，芝加哥佈道會成立，兩年後聖經學院相繼成立 (於一九零零年改名慕迪聖經學院)，其中採用的課程與模式是載愛瑪多年在實際工作中發展出來的。

早期的慕迪學院男女一同受訓，其一九二九年《慕迪月刊》曾登載第一位教牧學女性畢業生，名史樂蒂(Lottie Osborn Sheidler)，在該校的延伸事工部門裡，許多被派到各處主領奮興會或聖經營的講員、佈道家都是姊妹。很可惜後來慕迪學院的立場改變，直至近年仍對姊妹的事奉大加限制，這是後話(Hassey,31-45)。

婦女在社會改革的角色

許多婦女投入戒酒運動、解放奴隸運動、及婦女選舉權利運動。她們在其中吸取了組織、演講、行政等經驗，回到教會又推行城市福音工作，漸漸自信心增加，而對神所賦予她們的基本人權也有了現身說法的體驗。在許多教會裡，第一位姊妹講員通常都是推動戒酒運動者，她們都是為了保衛傳統家庭及傳統價值而努力(Strachey,208)。女基督徒戒酒會當時有一位英明的領袖衛佛蘭絲(Francis Willard)，也是慕迪很得力的同工。她在任期間，戒酒會吸納了二百萬的會員。她在傳福音工作上，也是不遺餘力，到處講道，為姊妹的公眾事奉樹立美好的榜樣(T&L,272-274)。

特別要提的，當時的奴隸制度，女性黑奴受的欺凌壓迫特多，引起教會婦女的憤慨與同情，積極參予反奴運動。她們去參加在倫敦舉行的世界反奴大會，受到與會男士的非議與歧視，使她們體會女性的遭遇其實與黑奴一樣，也需要人權的保護，於是剌激了婦權運動(唐，97頁) 。

領袖支持姊妹的公眾事奉

歷史顯示，教會復興，人人動員，角色與權位問題便被撇在一邊，生命經歷與見証、神的呼召與恩賜便成為甄選神工人的條件。當時一些神所重用的僕人，如慕迪、宣信、哥登(A.J.Gordon)，范弗翟(Fredrik Franson)等都鼓勵姊妹運用神所賜的恩賜，放心大膽地為福音傾盡。

到廿、卅年代期間，姊妹的事奉再度陷入重重的困境。究其原因有四(Hassey,123-143)：第一、本來凝聚各宗派的福音派開始出現分歧，聖潔教會與五旬節教會因靈恩問題退出、浸信會本身亦分出支流。一些趨向極端保守的形成基要派，他們為了抗衡新派的社會福音，把基督徒該有的社會關懷一併收縮了，其影響力中心亦由原來的東北地帶轉到強調婦女絕對順服的南部，姊妹事奉的自由也因此遭受限制。

第二、教會與機構漸趨組織化，經濟實力逐漸雄厚，權位問題開始湧現。一些聖經學院由注重平信徒訓練轉為神學院路線，而教會請傳道人也開始注重神學學位與資歷等條件，而低估生命經歷與恩賜。而神學院一向較聖經學院封閉，不接受女生，導致姊妹在教會事奉的機會也受影響。

第三、由於世界大戰的影響，社會價值急劇轉變，極端女權運動興起，改變女性形象，教會人士驚愕之餘，以為所有女權運動均將破壞家庭的統一和社會的道德，於是群起抗衡，要求婦女回歸傳統角色，「安份守己」回到廚房去。《慕迪月刊》在卅年代就刊出很多文章攻擊「新女性」，同時舉出「柔順的家庭主婦」才是合神心意的女性。

第四、基要派在解經方面拘泥字句，忽略全面的考慮。舉例來說，有關林前十四章與提前二章婦女事奉的經文，他們把其中特殊情況當作一般情況來解說。凡與他們的解釋有異的就看作與聖經無誤論相抵觸，很快許多教會就重新修訂對姊妹事奉的立場。另一方面，本來早期傳道人如哥登和范弗翟，引用「千禧年前派」論來呼籲姊妹不要再沉默，趕快起來作工，後來卻被一些解釋為:婦女擔任領袖是末日的徵兆。

最大的美南浸信會一向很反對姊妹在教會中扮演與弟兄同等的角色。一九二九年，該會的婦女宣教公會會長獲淮在大會中作工作匯報，卻因此引起一些男性代表不滿即席離場。一九六四年第一位姊妹－－戴愛蒂(Addie Davis)按牧也引起激烈的反對，但為她按牧的牧師說她很清楚那是神的呼召，不能推諉。這通常是姊妹接受按牧的最有力的理由。一九八四年，芝加哥一小教會按立一位女牧師，引起附近其他浸信會聯合起來要解除該會會籍，但提議沒有通過，導致有些教會脫離差會(T&L,387-88)。

本世紀初，新派與基要派之辯論正方興未艾，婦女問題不幸常與新派拉扯在一起。但事實上，容讓婦女最多事奉機會的往往是一些保守派的獨立教會(歐洲一些已脫離國教的教會)。協同差會創辦人范弗翟(Fredik Franson)在北歐及美國曾極力爭取姊妹在工場上的事奉機會。他認為婦女既佔基督徒人數三份之二，不讓她們參予事奉其實就是中了魔鬼的詭計，對神國度的損失是無可估計的(389-90)。他認為使徒行傳第二章很清楚神賜恩賜讓婦女參予事奉，特別是傳福音及宣教的工作。他曾將新舊約凡有關姊妹講道和擔任領導的經文加起來，差不多有一百節，他因此很奇怪為甚麼有些人偏偏以林前十四章33-35兩節和提前二章11-15五節聖經來推翻其他更多節聖經的主張(Pape,233-34)。

在此時期，姊妹事奉的機會仍然沒有明顯的改進，但有些姊妹卻能衝破萬難，有美好的工作成果。其中一個途徑是表面上或口頭上仍然尊男為上，但實際工作上卻沒有任何限制，講道、主持婚禮、為人施浸、一如一般男性牧師。此中佼佼者如古加蒂蓮(Kathryn Kuhlman)，她是五旬節會的佈道家，並常舉行「神醫」聚會，參加人數有時多達數萬人。但她常說情願做家庭主婦，她也勸告其他的姊妹:「若非很清楚有神的呼召，千萬不要自己挑起這樣的工作。」她自承從不冒犯男性的權威，但卻不攔阻別人稱她為「牧師」，也喜歡以「聖經教師」自居，在她的佈道會中信主的人，她常親自替他們施洗，而她在同工中掌握著領導權也是眾所週知的(T&L,392-394)。

另一個途徑是不要掛牧師的銜頭，但工作照做。一個好例子是密亨雷蒂(Henrietta Mears)，她是福音光出版社(Gospel Light)與荷里活基督徒團契的創辦人，又是荷里活長老會基教部主任 ，在她的教誨下產生了一代美國長老會最優秀的傳道人，學園傳道會的畢威廉(Bill Bright)、華府第四長老會牧師夏里察(Richard Halverson)和神學教授柯哈里(Harold Ockenga)是其中一些例子。她善於培育青年弟兄成為傳道人，前後共栽培了四百位(Pape,245-246)。

還有一個途徑是願意到一些條件比較差劣，沒有弟兄肯去的地方事奉，例如艾海蒂(Hilda Ives)。她是四個兒女的母親，身為律師的丈夫過身以後，兒女也已長大成人，她投身全時間事奉，在新英倫一帶農村地方來回奔走，建立教會，扶立與造就傳道人(Wyker,48-49)。

到了世紀中葉，一群學有專長或特殊背景的姊妹投入了講道行列，並且多兼寫作論述，一向寫作對姊妹來說是比較「安全」的話語職事，另外福音機構也是姊妹可以發揮各種恩賜的地方。由於婦解運動的崛興，教會和一般社會大眾都反應激烈，反而不利於婦女的事奉。聖經學院和神學院限制姊妹只可以修某些學科，雖然美國神學院有30%的學生是女生，有些甚至50%或超過50%，即使她們所修學科與男生的一樣，她們畢業後能擔任牧會的機會是微乎其微，甚至差會對女宣教士在工場上的角色也多加限制。雖然姊妹事奉的問題古已有之，無可疑問，婦權運動加入了新的燃料，既有助亦有害，而教會的回應也反映了婦女角色的爭議仍會持續不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