教會歷史中的女性事奉 ——宣教運動時期

文/ 邱清萍

編者按：三月為「婦女歷史月」，本網頁就教會處理女性議題的歷史作一簡要的介紹。內容取材自《還我伊甸的豐榮》及作者其他文章。

上接宗教大復興時期

宣教工場是姊妹最有機會發揮神給她們負擔與恩賜的地方,費弗(Pierce Beaver)認為美國的婦女宣教運動可說是北美第一波婦運(T&L,233)。饒白雪 (Patricia　Hill)寫道：至一九一五年，四十個宗派的婦女宣教組織共收納了三百萬名會員，其影響所及，比同代的平信徒運動與學生福音運動更廣泛(Hill,3)。奇怪的是許多宣教歷史書都很少提及姊妹的貢獻，著名如雷德里(Kenneth Latourette)的教會史七冊巨著，或尼史提反(Stephen Neill)的《基督教宣教史》提及姊妹的是少而又少。

婦女的宣教組織始於十九世紀初葉。韋瑪利(Mary Webb)在一八零零年成立了世界第一個婦女宣教會，就是波士頓宣教婦女會(Boston Female Society or Missionary Purposes)。五十年之久，這位坐輪椅的小婦人親自擔任祕書和財管，又為該會本地及海外宣道籌款。早期的婦女宣教組織多屬支援性，例如代禱、籌款和教育一般婦女和小孩有關宣教的事，類似的組織如星火燎原，生機旺盛(Vail,ii)。

後來婦女宣教會著重差派女宣教士到工場上作婦女工作，原來許多宣教夫婦在工場上常處於家庭與事奉兩難之間。有些是結婚後丈夫得到呼召，而太太沒有感動，卻必須勉為其難隨丈夫上工場，因此鬱鬱不樂，再加上離鄉別井，而工場生活艱苦，有些就沮喪不振或精神崩潰，如克里威廉夫人、馬禮遜夫人和李文斯敦夫人。另一些與丈夫同時蒙召，帶著負擔上工場，但是要同時照顧家庭及投入事奉等於做兩份工作，有些結果體力不支，英年早逝。不少神所重用的宣教士在工場上都要續弦，耶德遜、戴德生、克理威廉均如是(T&L,293-8)。

基於以上困難，工場上的婦女及兒童工作非常缺乏人手，而這是一環很重要的工作，不但因為婦女對屬靈的事回應比較快，而且母親對下一代的影響力比較大，對福音的傳遞、事工的延伸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。當時內戰結束，大群單身姊妹聽聞馬其頓呼聲，北美婦女宣教運動由此拉開序幕(T&L,300)。

根據宣教歷史學家費艾榮(Edwin Bliss)記載，婦女宣教工作在美國內戰之前已在印度開始(Bliss,253)。當時有消息報導該國一些慘無人道的風俗，例如女人陪葬、雛妓等，第一位回應者是姓郭的姊妹(M.A.Cooke)，差會要她在加爾各答為印度教女孩開始一所學校。

艾大衛(David Abeel)是一位美國改革宗教會差去中國的宣教師，他看見了婦女工作的需要，所以回國述職時，就在英、美兩地呼召姊妹獻身宣教，但當時許多差會反對差單身女宣教士上工場，艾牧師於是鼓勵友人組織「女宣教會」，專門差派單身姊妹。結果在英國有一個「遠東婦女教育會」成立，而在美國則有「婦女聯合宣教會」。其他類似組織應運而生。到了一八九四年，共有卅三個婦女宣教組織，共差派約一千位單身女宣教士，在海外各工場上擔任教師、巡迴宣教師、醫生、救濟工作者等職份(Keller,1:242-43)。

婦女宣教工作發展迅速，終引致有些差會不安，認為姊妹已超越她們應有的位份。一八八八年一位浸信會差會領袖就曾經這樣勸誡:「姊妹在宣教工場上應尊重弟兄領導的地位。我們不否認姊妹很熱心，人數也較多，在支援事工上實在表現出色，甚至有些姊妹具有很超卓的領導與組織才幹；但我們不能因此就忽視，男人在宣教工作和本地教會中是有天賦和預定的領袖角色，不要忘記:『男人是女人的頭』」(Hunter,13-14)。

當時差會雖然漸漸肯接受單身姊妹，但所分派給她們的工作往往與她們的能力與負擔不符。以美南浸信會宣教之母穆樂蒂(Lottie Moon)為例，她蒙召到中國，是要做開荒佈道的工作，但差會只派她在一所學校教一班女生。她很失望，覺得是浪費時間，並且有很深的挫敗感。

其他單身女宣教士也有類似的經歷，有一位姊妹聽到她那在印度宣教的哥哥多雅各(Bishop James Thoburn)提到那邊需要女教員，就去了。但抵步後卻一直充當哥哥的祕書，後來她下決心辭職，她哥哥才醒覺自己不對。事後多雅各說了一些意味深長的話:「姊妹上工場就是一位正式的宣教士，與男宣教士一樣，她的時間是寶貴的，工作是重要的，機會與權利也應一樣」(Thoburn,120)。

在宣教工場上，為了需要，姊妹所充當的角色往往與弟兄無異。甚至有時弟兄因為顧及家小，不能深入偏遠地區，姊妹就得單槍匹馬獨力負責整個事工，而在一些土族中間，女人通常比男人較少威脅性，工作起來更方便。這是蠻荒白后史萊莎(Mary Slessor)的個人經驗談。

為了福音工作的需要，姊妹願意克苦耐勞，但回到西方仍然得不到賞識，多受排擠。例如毛瑪拉(Malla Moe)是協同會的宣教士，她在工場上簡直好像監督一樣，又講道又指揮各地工作，但她回國述職時，拜訪挪威教會，他們竟不肯讓她上講臺，因為「女人在會中要安靜」。當教會繼續以性別為理由拒絕姊妹作全盤的參予，姊妹只有在地方教會權力範圍以外，尋找可以獻身的祭壇。

蒙海倫(Helen Montgomery) 和費路茜 (Lucy Peabody)是當時婦女宣教很得力的領袖。她們鼓勵女宣教會聯合力量，發揮更大的功效，特別是宣教教育方面。「海外差傳聯合研究社」便是在她們的努力下組成的第一個超宗派的女宣會工作。卅八年內該社共出版了四百萬本教科書，在世界各地宣揚及教育普世宣教的意識(Cattan,38)。

蒙海倫本人是一個多產作家和思想精深的宣教策略家。她的名著「西方女人在東方」(Western Women in Eastern Lands)記錄五十年來(一八六零至一九一零年)女宣運動所產生的影響，特別指出福音的廣傳和姊妹如何從受壓的文化中釋放出來。她寫道:「一八六一年，我們只有一位宣教士－－馬士頓，在緬甸工作，一九零九年，我們有四千七百多位單身姊妹在工場上。六一年美國只有一個女宣會，但一九一零年卻已有44個。以前支持者不過數百位，如今最少有兩百萬；以前所收獻金不過二千，如今最少四百萬」(T&L,310-311)。

十九世紀末葉至廿世紀初，要求女宣會併入一般差會的呼聲愈來愈高。主張合併的人認為，既然差會肯接受單身女宣教士，女宣會就沒有存在的必要。其中一位贊成者皮雅遜(A.T.Pierson)是《普世宣教》叢刊主編，他補充說合併後姊妹應有平等的待遇，她們也可以擔任董事會成員等(T&L,312)。但一些女宣會成員反對合併，恐防再度失去自由事奉的機會，蒙海倫是其中之一，當時附和者眾。到了一九一零年愛丁堡宣教大會，贊成的形勢已形成，即使後來舉行女宣七十週年的熱鬧活動也挽回不過來，其中對姊妹的貢獻與成就過份自我炫耀，失去屬靈活力，也是女宣會轉入頹風的原因(313)。

新崛起的「信心差會」非常支持女宣教士。戴德生的內地會(創於一八六五年)第一批往中國的宣教士，十五人中有七位是單身女宣教士，其餘是夫婦。單身姊妹也有被差去內陸農村，負責開荒佈道，有些甚至負責整區的行政管理。當時有人在《普世宣教》中批評戴德生的措施，戴則指出這樣做其實對福音工作有利。其餘的信心差會，像協同會、宣道會、蘇丹內地會、非洲內地會等，姊妹的成員也佔了很大部份(317-318)。

教會復興與向外發展，姊妹事奉的機會就會高漲。十八世紀與十九世紀初葉姊妹事奉範圍之廣，地域之遠，以及果效之深，可謂史無前例。但是這些進步主要是回應教會的需要，而不一定是立場的改變。許多人看姊妹仍然是「二等公民」、是後備軍、是候補的輪呔，連姊妹自己也是這樣自我貶抑。六福客棧的小婦人艾偉德提起她到中國宣教就曾這樣說:「神最先可能不是要揀選我，我只是候補人。祂第一優先的人是誰我不知道，大概是一位弟兄吧。也許他意外死亡、也許他不肯回應神的呼召。神無可奈何地尋找肯去的人，我就這樣被選中了」(Thompson,p.183)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