復和的障礙

文/ 吳淑儀

始祖犯罪，被逐出樂園，文化使命（創一28）卻沒有因此被收回，可是男女在伊甸園外建立的文化，處處顯出罪性的表現，男人自尊為大，管轄女性；而女人也自卑退縮，逃避責任，以至於兩性關係受到創傷，婦女地位被貶抑，歪曲了創世時男女在形像、本質與托付上平等的秩序，成為歷史最悠久、也最隱晦的歧視。雖然「男女在基督裡合一」是神明顯的心意(加三28），兩性復和的使命卻一直受到罪性污染的文化包袱所障礙，遲遲未能實現。

前設——典範——文化

文化之於人類猶如水之於魚，浸淫在「文化」的汪洋裡，不易察覺到它的存在與牽制力。社會學家督含(EmileDurkheim）曾說過﹕「文化現象，雖是外在，卻強制著個人與群體，成為不明文的規條，落實在社會各階層裡…規範著各場合的人際活動狀態…若拒絕了它，你會感到窘困，侷促不安。」（White，340）

在這個高舉個人主義的北美近代社會裡，你可能會否定文化能如此鑄造你的性格。可是，正因你受這「個人主義」文化的薰陶，才會堅持﹕「文化不會左右我」。所以，人類不單創造文化，卻同時又被文化所塑模。

文化之所以能夠隱蔽地滲透與牽制著人類社會，正是因為文化的核心是一系列的前設(presuppositions），即人類的內心對某些信念的委身，不用證實亦無須否定的「宗教意識」。再由這些內層預設，組織出思維意識，構成典範（paradigm）或「世界觀」去回應解釋週遭的一切現象。當這些典範具體落實在個人與群體的生活裡，便是「文化」﹕包括刻意創造的如語言符號、禮儀條文、家庭社會、政治宗教等的設立，亦包括下意識表徵的，如信念思維、情操習慣等。

因此，文化反映人類的心靈定向，它扎根於世界觀，而世界觀又扎根於不易察覺的「宗教」前設。

文化典範或世界觀核心﹕前設

雖然「前設——典範——文化」不是單元運作，不能過分簡化分析。但為了解釋三者之間的互動關係，我們可借用奎恩(ThomasKuhn）有名的「科學典範」作例子﹕古代阿里斯多德的「天動說」以地球不動為前設，構成星宿天幕在轉動，地球為靜止座標的宇宙典範，塑造以人為萬物尺度的科學、哲理與宗教文化。直到十六世紀，哥白尼(Copernicus）張「地動說」，由前設的轉移，帶出革命性的宇宙典範，不單科學全然改觀，更帶出以後的相對觀，多元論的文化新面貌。

兩性關係的文化包袱

文化與兩性觀的互動，雖更錯綜複雜，卻相當顯而易見。由一些偏見與自私的預設，編織出此尊彼卑的兩性典範，規囿性別角色，男女屬性，繼而帶動不公平的社會文化制度，而文化卻又不斷沖擊前設，積陋數千年，成為障礙兩性復和的文化包袱。

前設

影響西歐思想最徹底的希臘古典文化，預設女人把邪惡引進本來完美的男人世界。

神話傳說第一位女人潘朵娜(Pandora），因為好奇就打開了主神宙斯（Zeus）的禮物盒，放出了苦難、憂愁、病痛等邪惡的小精靈，散佈人間，僥倖還有「希望」緊追而出。

初期教會與歷代神學家也一直以女人為次等不潔，甚至邪惡為預設，去建立他們的神學典範。就如特土良(Tertullian)的「你（夏娃）是惡魔的通道…。」奧古斯丁(Augustine)的「女人…不是按神形像被造的…。」；阿奎那(Aquinas)的「女人是不完整的男人」等無稽的評語，偏歪了聖經真理，毀損神在女性身上的形像。

中國古人亦有女人是禍根的預設，早在主前1134年的周武王伐紂，記載了女色致禍，其稍後的《詩經‧瞻仰》所反映的「女禍」預設則更益明顯。佛教思想亦看女人為誘惑者，是邪惡化身。所以，中西古文化都臆想女人是罪惡的根源，正如亞當雖與夏娃一同違背了神（創三6），卻歸咎夏娃﹕「你所賜給我的女人，她把那樹上的果子給我，我就吃了」（創三12）。可是神卻立刻糾正他，指出他是聽從妻子的話而違背了神的命令（創三17）。

典範

預設女人為罪之根的西歐傳統，一直認為男人與生俱來享有權柄，該居領導地位。而男性化亦代表自由、堅強、穩定、理性、屬靈等，有創造文化、支配天然的天職。而女人則該屈居從屬地位，女性化則代表脆弱、直覺、善變、被動、官感或天性等。本來男女屬性不能硬性規定，而文化與天性，理性與情感也沒有絕對的優劣之別。可是以男人為主的西歐社會，規範男女屬性的同時，高抬了「文化」，貶低了「天性」，於是「文化掌管天性」，便引伸為男尊女卑的典範。

中國傳統亦異曲同工地以女人禍根為前設，配上陰陽哲理，演繹出千年的「陰惡陽善」的兩性意識典範。溯沿《禮記》原初強調男女相輔相成；而西漢的董仲舒卻從尊卑的預設來演繹；宋代的朱熹更在陰陽二元上外加價值：「分陰陽而言之，或說善惡、或說男女…。故善惡可言陰陽，亦可言男女」。他又根據《易經》之陰凶陽吉的論說，強調扶陽抑陰，視女人掌權為陰陽失序，必然引至日月逆行，天翻地覆，因而全面發展為「女禍史觀」，不單把複雜的史事變得單元淺薄，更歪曲了歷史真相，歧視女性人格。

文化

本來兩性天然生理之別，不該是優劣的衡量。可是極化男女的意識典範卻滲透古今中外社會，強施性別的分立、角色的分割，制度化地落實在社會的各層面，造成婦女權利被剝奪、自由受限制，而男人情感則被壓抑，情際關係成長受阻礙等等對男女都有損無益的兩性文化。

此外，更駭人耳目的如西歐的「獵巫運動」、中國的「纏足」惡習…，都是有目共睹，無須詳細列舉。

文化包袱對復和的障礙

從上文可見，不合乎神創造原意的「前設──典範──文化」一直緊緊地支配著兩性的關係與活動，全然應驗了「妻子必愛慕丈夫，丈夫必管轄妻子」（創三16）。始祖悖逆神帶來的後果，更把這犯罪後夫妻扭曲的關係延伸到一般的男女關係。

可是，教會與神學家，不但漠視「如今在基督裡…或男或女都成為一了。」（加三28）的事實，還把這種墮落文化的已然現象視之為神命題性的懲罰，編織進神學與教會的結構裡，不知不覺地塑造出數千年來排斥女性的神學立場。許多神學家與教會領袖或會否認文化能如此影響神學立場。可是歷史告訴我們，文化包袱對教會的影響力，實在遠超過我們所能想像的。

以下是其中的一個典型例子﹕「黑人天生為奴」一直是西歐社會核心的預設，教會更斷章取義地以聖經章節去確立「主奴神學」。直到上世紀，一些基督徒在基本預設上質疑，才領悟到奴隸制度與「人人按神形像被造」的聖經真理有所抵觸，於是提倡廢除黑奴陋習。由預設的覺醒帶動神學典範的突破，繼而完成了歷史上最偉大的社會文化改革。

可是，美南浸信會在黑奴解放後，仍然堅持種族隔離為聖經立場，直到一九九五年六月才正式公開為以往的種族歧視而道歉。（Time,July3,1995）

可見，文化可以蒙蔽神學思想，左右教會立場。福音派信徒雖然確認聖經是真理的準繩，可是當我們讀經時，心裡的預設典範與文化信念，都會先入為主，左右我們對字句的詮釋。同時亦會下意識地去選擇聖經字句，斷章取義地支持內心的臆想。正如上述被黑奴文化盲點所蒙蔽的教會領袖，好像整本聖經都能「讀」出它在支持黑奴制度。難怪洞識文化滲透與牽制力的白雅各（J.I.Packer）曾提醒過我們﹕「…任何時、地的所謂『基督教立場』都會流於片面，在釋經或作神學時，不僅會有缺陷不完全，更會受到文化的局限。」

因此，我們不難理解到神學與釋經離不了受歷代男性主導的文化所蒙蔽，以偏差的前設，塑造性歧視的典範文化；而文化又回頭影響前設。在時光巨輪的推動下，互相沖擊，惡性循環地深化「男主女次」的觀念與制度。可惜教會還奉此為天經地義，甚至看為神的旨意。兩千年來，成為累贅的文化包袱，攔阻了兩性復和的實現。

因此，基督徒應按神的心意去辨別文化傳統，放下罪性的預設，再思神造男女的初衷與永恆計劃，使聖經真理能從文化包袱中脫穎而出。基督徒的「前設——典範——文化」該是﹕以創造主的公義、慈愛以及聖經是神所默示為預設；再以這預設所展開的「創造——墮落——救贖——再來」的救恩歷史為典範﹕確立男女不分高低，一同按神形像被造、一同領受使命、一同叛逆墮落、一同承擔後果與責任，罪使男女與神隔離，彼此關係破裂。

可是，基督的救恩帶來了醫治與救贖，男女一同蒙恩，按神分配各人的恩賜，各展所長，建立基督的身體。等候基督再來時，一同承受永恆的國度。我們若把這「神人和好，男女和好」的典範落實在信徒家庭與教會的生活裡，使基督在世人面前得榮耀，吸引世人歸向基督，便是神所喜悅的兩性文化。

（本文取材《還我伊甸的豐榮》第二部引言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