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复和的寻索

主页  伊甸丰荣:两性复和  复和的寻索

作者: 邱清萍

新约教会在种族、经济、性别三方面有严重的阶级观念及歧视的问题是无庸置疑的。否则保罗就不会说:“但这因信得救的道理既然来到…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,都是披戴基督了。并不分犹太人、希利尼人、自主的、为奴的、或男或女。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,都成为一了。”(加三23-28)

基督的救恩不只带来男女个人与神的和好,也使男女彼此和好。这和好不只消除不公与敌对,也藉着互补促进完整和合一。

可惜千年来教会仍常在新旧模式之间徘徊,寻寻觅觅,有时能够冲破文化传统的枷锁;有时又滞留在狭隘的偏见里,使男女合一的模式若隐若现,有时似乎实现了,有时又不见了。

初期教会──复和的真理与文化冲击

初期教会不但继承了以女性为“不洁、次等和邪恶”象徵的希伯来文化,也深受当时希罗文化的影响,认为女人把罪恶与死亡带入世界。柏拉图看女人为男人的附庸;亚里斯多德则看女人为不健全的人,是“有缺陷的男人”,所以应听命于男人。这些思想也影响了教父和早期的神学家,例如奥古斯丁认为只有男人才拥有神丰盛的形像,女人要凭藉丈夫才有神的形像等,从而也影响了世世代代的神学思想。

在这种男优女劣、男主女从的观念下,男人可以三妻四妾,而女人若是不贞,不但被休,还可能被处死。女人没有机会受教育,她们的见証不可靠,又不能在公众场合发表言论。然而,教会是由一群因耶稣救恩而生命得以更新的门徒组成的,他们不但信耶稣,也效法主的榜样处理各种问题,其中也包括对妇女的态度。主在世的时候,曾多方突破文化屏障,尊重和善待妇女。

难怪后来福音传到的地方,女人的地位都被提高;信主和热心事奉主的门徒中,也有不少妇女。可是,女人得到的这些“新的自由”,有时会被看作是“纵容”;而另一些女人又会误用这些自由,走向极端,以致使徒在书信中提醒她们谨守自己,免得福音工作受亏损。

使徒行传第二章记载教会诞生的时候,门徒首次被圣灵充满。神就藉着彼得宣告新时代的来临,神的灵要浇灌祂的僕人和使女,他们就要说预言(徒二18)。在新时代里,圣灵随己意,将恩赐分配给人,不分男女,他们的责任就是忠心地使用和发挥这些恩赐。

初期教会的姊妹事奉是多元化的。当时不少家庭教会都是由姊妹开放她们的家和负责接待的。除吕底亚外,还有革来氏(林前一11)、宁法(西四15)、以及马可的母亲马利亚(徒十二)。很多时候,负责接待的家庭要负起某种领袖的角色,保罗劝信徒要顺服他们(林前十六15-16)。

此外,腓利的四个独身的女儿,都是说预言(等同讲道)的女先知(徒廿一9)。女门徒百基拉与丈夫一同教导、栽培圣经学者和有传福音恩赐的亚波罗(徒十八24-26),在当时社会这些都是破天荒的事。

更值得注意的是,保罗曾经与以上两个家庭同住一段日子。如果妇女不应讲道或教导男人(正如一些人对提前二12及林前十四34的解释),保罗理应指出百基拉和腓利女儿的错误,甚至禁止她们,但他却没有这样做。

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中,对姊妹公祷及讲道显然没有异议。他注意的焦点是她们的装束(蒙头)问题,而不是角色问题。他在第十四章所关注的是崇拜秩序的问题,显然有些妇女在不适当的时候说话骚扰了聚会,所以他要她们“闭口不言”,正如他在前文要那些在不当时候说方言及作先知讲道的人“闭口不言”一样(第28、30、34节)。至于提摩太前书第二章,保罗所关心的是:有些姊妹尚未好好受教就为人师表,结果陷入旁门左道,甚至导致一些弟兄也偏离真道(第11、12节)。

其次,腓立比教会有两位姊妹友阿爹和循都基,保罗称她们为“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和我一同作工的”。在罗马书第十六章,保罗又提名问候二十七位同工,其中有七位是姊妹。提名举荐的第一位也是姊妹,她就是坚革哩教会的女执事(diakonos)非比,显明了女执事是一个正式的职份。

在名单中,还有女使徒犹尼亚 (Junia)(第七节),保罗还说她是“在使徒中是有名望的”。着名的教父屈梭多模(Chrysostom)曾这样提及犹尼亚:“这位女人的委身是何等的伟大,竟然配得上使徒的名称”。

新约教会是一个色彩缤纷的教会,无论从种族、经济条件、学识、宗教与文化背景来看,都是多元的组合,有男有女更不用说了。作为一个爱的群体,圣经把这些差异比作肢体的配合,是相互式,而不是阶级式的(参林前第十二章);是彼此顺服(弗五21),而不是管辖压制(提前二12、彼前五1-4)。

圣经也没有将这些差异作优次的排列,例如外邦人次于犹太人、女次于男等。保罗提到彼此服事,也没有教导说那些是弟兄的恩赐,那些是姊妹的恩赐。

可是在有罪的社会里(包括教会),差异往往成为“强者”(佔优势者)忽略、歧视、甚至压制“弱者”的根据;为了巩固既得的利益与地位,强者又会假 借天命绝对化自己的权力与角色。因此,圣经常教导那些佔优势的人,无论是丈夫、教会的领袖、老板或一切“在上”的人都要多学习“舍己”(弗五25,太二十26-28)。

原来,“舍己”能防范强者自我膨胀的危险,也是实现他们得优势的初衷,就是为爱而服事他人。

历代教会── 复和的真理与传统冲击

在教会历史的长廊里,姊妹似乎多处于被动与边缘的角色。但是留心观察,却又发觉不同时候都有一些姊妹不受文化与传统的限制,破茧而出,贡献所长。如爱士婷(Roberta Hestenes)就曾提出历代教会对待姊妹事奉角色的三部曲:

按生命恩赐分工

在教会开荒时期、或复兴运动初期,姊妹与弟兄并肩作战,不以性别分角色,大家按所领受的恩赐事奉,同心建立神的国。工作建立后,教会往往便进入第二个阶段。

按资历、衔头分工

姊妹既没有机会受神学教育,又不可以按牧,就渐渐被推往边缘,无份参予教导、讲道或领导的事工,只能做一些支援的事奉。当教会开始组织化和机构化的时候,就进入第三个阶段。

按名气与地位分工

此时所注重的是体面的问题、是如何在宗派间维繫声誉与地位的问题。领袖生命的成熟、恩赐及工作的果效已经不太重要。

教父时期,特别在起初三个世纪,姊妹事奉的空间相当广阔,有服事穷人,照顾被囚与受害的;也有当执事、长老、甚至监督的。从当时留下的图画,看到有姊妹主持圣餐、教导、施浸、照顾病人、领祷等。但到了第四、五世纪,教会与政治结合,渐渐注重权势,又效法当时的世俗,将女人的差异看为次等的品质,认为她们不适合公开的事奉。特别有几个会议(老底嘉、迦太基、奥兰治等会议)大大限制了原初姊妹事奉的范围,例如不能当教会的负责人或牧者、不可施浸、不可按立为女执事等。

人因自大与偏执而阻碍了神的作为,可是中世纪时期,神却在修道院里为姊妹开了又阔又大的门。独身的姊妹在女修道院里,可以不受妻子和母亲角色的限制,有机会研究圣经、讲道与教导;主持行政或在社区中主办许多救济、慈善事业。但在地方教会里,原自旧约祭司传统的神父观念渐趋制度化,把“圣职人员”与“平信徒”分成高、低两个阶级;又因旧约没有女祭司,姊妹遂全部归入“平信徒”的阶级,事奉空间自然也受了限制。

虽然更正教运动恢复了信徒“人人皆祭司”的真理,在实践上其实是“每个男信徒皆祭司,女信徒则不然”。马丁路德为了消除天主教对婚姻的消极意识,便特别强调家庭的重要,大事推崇妻子与母亲的角色。但还是将姊妹的贡献局限在家庭里,加尔文和诺克斯都认为女人最大的贡献是顺服男人。当时,天主教怕女人有“不当的行为,成为改教者攻击的把柄”,便决定只有弟兄可以牧会和执行“属灵事工”。

十八、九世纪在英、美的大觉醒运动中,许多地区的火燄是在祈祷会中燃烧起来的,而妇女往往是推动、主持及参予祈祷会的主力。姊妹又创办和主持了许多志愿服务的机构和福利事业,又发起主日学运动、及组织海外宣教差会。宣教工场带给姊妹前所未有的事奉机会,宣教士中有三分之二是姊妹。在工场上,姊妹贡献恩赐、开荒建立教会;有些又讲道、又指挥工作。

可是,一回到母会述职,就被排挤不能讲道。而工场事奉一旦上了轨道,有了组织与制度,又会有人以“姊妹不宜任领袖”为理由,将她们边缘化。这种双重标准不但伤害主的使女,而且有损复和真理的光辉。

华人教会的寻索

起初,基督教传入中国,为妇女带来两种解放:一是废除缠足,是身体的解放;另一是兴女学,乃心智的解放。教会并兴办育婴堂,收留被遗弃的女婴,批判杀女婴的事;又成立济良所,营救娼妓,帮助她们发展正当的谋生技能。

当时,国家动荡不安,有识之士如梁启超呼吁好好发掘与运用国家一半人口(女子)的人力资源,人尽其才,以为强国之道。可是教会为了天国,不但没有类似的呼吁,还多方限制姊妹的事奉。在中国解放妇女千年缠足陋习的同时,教会却继续把基督身体的一些手脚缠起来,真是令人唏嘘!

结论

社会学家韦伯曾一针见血地指出:在差不多所有的宗教运动中,姊妹的领导角色随着运动的稳定化而收缩。在运动初期,姊妹有领导恩赐是属灵的象徵,尽加使用;运动一旦上了轨道和规律化,这些恩赐便成为可耻的,应赶快收藏起来或干脆否认它们的存在。

有一次,我被邀请在一个大陆学者的查经班,主讲“圣经对女性的看法”。原来,其中有未信的学者在追求真道的过程中,发现教会的教导及实践对女性有歧视与不公,一直不愿决志信主。

讲座结束后,有一位女士很感激地说:“现在我才明白神没有歧视女性,而是人的软弱,我可以决志和受洗了。”唯愿我们在两性互动上,活出爱的样式,让复和的真理落实在教会的生活和事奉中。

(本文取材自《还我伊甸的丰荣》第四部第七章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