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复和的障碍

主页  伊甸丰荣:两性复和  复和的障碍

作者: 吴淑仪

始祖犯罪,被逐出乐园,文化使命(创一28)却没有因此被收回,可是男女在伊甸园外建立的文化,处处显出罪性的表现,男人自尊为大,管辖女性;而女人也自卑退缩,逃避责任,以至于两性关系受到创伤,妇女地位被贬抑,歪曲了创世时男女在形像、本质与托付上平等的秩序,成为历史最悠久、也最隐晦的歧视。虽然“男女在基督里合一”是神明显的心意(加三28),两性复和的使命却一直受到罪性污染的文化包袱所障碍,迟迟未能实现。

前设——典范——文化

文化之于人类犹如水之于鱼,浸淫在“文化”的汪洋里,不易察觉到它的存在与牵制力。社会学家督含(EmileDurkheim)曾说过﹕“文化现象,虽是外在,却强制着个人与群体,成为不明文的规条,落实在社会各阶层里…规范着各场合的人际活动状态…若拒绝了它,你会感到窘困,侷促不安。”(White,340)
在这个高举个人主义的北美近代社会里,你可能会否定文化能如此铸造你的性格。可是,正因你受这“个人主义”文化的薰陶,才会坚持﹕“文化不会左右我”。所以,人类不单创造文化,却同时又被文化所塑模。

文化之所以能够隐蔽地渗透与牵制着人类社会,正是因为文化的核心是一系列的前设(presuppositions),即人类的内心对某些信念的委身,不用证实亦无须否定的“宗教意识”。再由这些内层预设,组织出思维意识,构成典范(paradigm)或“世界观”去回应解释周遭的一切现象。当这些典范具体落实在个人与群体的生活里,便是“文化”﹕包括刻意创造的如语言符号、礼仪条文、家庭社会、政治宗教等的设立,亦包括下意识表征的,如信念思维、情操习惯等。

因此,文化反映人类的心灵定向,它扎根于世界观,而世界观又扎根于不易察觉的“宗教”前设。

文化典范或世界观核心﹕前设

虽然“前设——典范——文化”不是单元运作,不能过分简化分析。但为了解释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,我们可借用奎恩(ThomasKuhn)有名的“科学典范”作例子﹕古代阿里斯多德的“天动说”以地球不动为前设,构成星宿天幕在转动,地球为静止座标的宇宙典范,塑造以人为万物尺度的科学、哲理与宗教文化。直到十六世纪,哥白尼(Copernicus)张“地动说”,由前设的转移,带出革命性的宇宙典范,不单科学全然改观,更带出以后的相对观,多元论的文化新面貌。

两性关系的文化包袱

文化与两性观的互动,虽更错综复杂,却相当显而易见。由一些偏见与自私的预设,编织出此尊彼卑的两性典范,规囿性别角色,男女属性,继而带动不公平的社会文化制度,而文化却又不断冲击前设,积陋数千年,成为障碍两性复和的文化包袱。

前设

影响西欧思想最彻底的希腊古典文化,预设女人把邪恶引进本来完美的男人世界。

神话传说第一位女人潘朵娜(Pandora),因为好奇就打开了主神宙斯(Zeus)的礼物盒,放出了苦难、忧愁、病痛等邪恶的小精灵,散布人间,侥倖还有“希望”紧追而出。

初期教会与历代神学家也一直以女人为次等不洁,甚至邪恶为预设,去建立他们的神学典范。就如特土良(Tertullian)的“你(夏娃)是恶魔的通道…。”奥古斯丁(Augustine)的“女人…不是按神形像被造的…”;阿奎那(Aquinas)的“女人是不完整的男人”等无稽的评语,偏歪了圣经真理,毁损神在女性身上的形像。

中国古人亦有女人是祸根的预设,早在主前1134年的周武王伐纣,记载了女色致祸,其稍后的《诗经‧瞻仰》所反映的“女祸”预设则更益明显。佛教思想亦看女人为诱惑者,是邪恶化身。所以,中西古文化都臆想女人是罪恶的根源,正如亚当虽与夏娃一同违背了神(创三6),却归咎夏娃﹕“你所赐给我的女人,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,我就吃了”(创三12)。可是神却立刻纠正他,指出他是听从妻子的话而违背了神的命令(创三17)。

典范

预设女人为罪之根的西欧传统,一直认为男人与生俱来享有权柄,该居领导地位。而男性化亦代表自由、坚强、稳定、理性、属灵等,有创造文化、支配天然的天职。而女人则该屈居从属地位,女性化则代表脆弱、直觉、善变、被动、官感或天性等。本来男女属性不能硬性规定,而文化与天性,理性与情感也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别。可是以男人为主的西欧社会,规范男女属性的同时,高抬了“文化”,贬低了“天性”,于是“文化掌管天性”,便引伸为男尊女卑的典范。

中国传统亦异曲同工地以女人祸根为前设,配上阴阳哲理,演绎出千年的“阴恶阳善”的两性意识典范。溯沿《礼记》原初强调男女相辅相成;而西汉的董仲舒却从尊卑的预设来演绎;宋代的朱熹更在阴阳二元上外加价值:“分阴阳而言之,或说善恶、或说男女…。故善恶可言阴阳,亦可言男女”。他又根据《易经》之阴凶阳吉的论说,强调扶阳抑阴,视女人掌权为阴阳失序,必然引至日月逆行,天翻地覆,因而全面发展为“女祸史观”,不单把复杂的史事变得单元浅薄,更歪曲了历史真相,歧视女性人格。

文化

本来两性天然生理之别,不该是优劣的衡量。可是极化男女的意识典范却渗透古今中外社会,强施性别的分立、角色的分割,制度化地落实在社会的各层面,造成妇女权利被剥夺、自由受限制,而男人情感则被压抑,情际关系成长受阻碍等等对男女都有损无益的两性文化。

此外,更骇人耳目的如西欧的“猎巫运动”、中国的“缠足”恶习…,都是有目共睹,无须详细列举。

文化包袱对复和的障碍

从上文可见,不合乎神创造原意的“前设──典范──文化”一直紧紧地支配着两性的关系与活动,全然应验了“妻子必爱慕丈夫,丈夫必管辖妻子”(创三16)。始祖悖逆神带来的后果,更把这犯罪后夫妻扭曲的关系延伸到一般的男女关系。

可是,教会与神学家,不但漠视“如今在基督里…或男或女都成为一了。”(加三28)的事实,还把这种堕落文化的已然现象视之为神命题性的惩罚,编织进神学与教会的结构里,不知不觉地塑造出数千年来排斥女性的神学立场。许多神学家与教会领袖或会否认文化能如此影响神学立场。可是历史告诉我们,文化包袱对教会的影响力,实在远超过我们所能想像的。

以下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例子﹕“黑人天生为奴”一直是西欧社会核心的预设,教会更断章取义地以圣经章节去确立“主奴神学”。直到上世纪,一些基督徒在基本预设上质疑,才领悟到奴隶制度与“人人按神形像被造”的圣经真理有所抵触,于是提倡废除黑奴陋习。由预设的觉醒带动神学典范的突破,继而完成了历史上最伟大的社会文化改革。

可是,美南浸信会在黑奴解放后,仍然坚持种族隔离为圣经立场,直到一九九五年六月才正式公开为以往的种族歧视而道歉。(Time,July3,1995)

可见,文化可以蒙蔽神学思想,左右教会立场。福音派信徒虽然确认圣经是真理的准绳,可是当我们读经时,心里的预设典范与文化信念,都会先入为主,左右我们对字句的诠释。同时亦会下意识地去选择圣经字句,断章取义地支持内心的臆想。正如上述被黑奴文化盲点所蒙蔽的教会领袖,好像整本圣经都能“读”出它在支持黑奴制度。难怪洞识文化渗透与牵制力的白雅各(J.I.Packer)曾提醒过我们﹕“…任何时、地的所谓‘基督教立场’都会流于片面,在释经或作神学时,不仅会有缺陷不完全,更会受到文化的局限。”

因此,我们不难理解到神学与释经离不了受历代男性主导的文化所蒙蔽,以偏差的前设,塑造性歧视的典范文化;而文化又回头影响前设。在时光巨轮的推动下,互相冲击,恶性循环地深化“男主女次”的观念与制度。可惜教会还奉此为天经地义,甚至看为神的旨意。两千年来,成为累赘的文化包袱,拦阻了两性复和的实现。

因此,基督徒应按神的心意去辨别文化传统,放下罪性的预设,再思神造男女的初衷与永恆计划,使圣经真理能从文化包袱中脱颖而出。基督徒的“前设——典范——文化”该是﹕以创造主的公义、慈爱以及圣经是神所默示为预设;再以这预设所展开的“创造——堕落——救赎——再来”的救恩历史为典范﹕确立男女不分高低,一同按神形像被造、一同领受使命、一同叛逆堕落、一同承担后果与责任,罪使男女与神隔离,彼此关系破裂。

可是,基督的救恩带来了医治与救赎,男女一同蒙恩,按神分配各人的恩赐,各展所长,建立基督的身体。等候基督再来时,一同承受永恆的国度。我们若把这“神人和好,男女和好”的典范落实在信徒家庭与教会的生活里,使基督在世人面前得荣耀,吸引世人归向基督,便是神所喜悦的两性文化。

(本文取材《还我伊甸的丰荣》第二部引言)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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